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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书既备，而文字代表言语之能事以尽，然以人智日进，社会组织日就繁复，已有之文字，渐感应用不方便，不得不因时制宜，有所改进，繁者则或简之，简者则或繁之，收支损益，务适其用。所以由古文而大篆，由大篆而小篆，此为书契文字初期演化之三个阶段。这今后嬴秦之定八体，新莽之定六体，仅增其用，未变其体。迨夫汉及今后，隶、分、真、行以次递兴，构成后期之演化，篆书之用，虽日就减削，然其所存，间有收支二篆者，故亦附论及之。
许慎曰：“周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说文解字自叙》)是古文大略是史籀曾经文字之通称。《晋书卫恒传》载所作《四体书势》，其叙古文曰：“汉武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正始中立《三体石经》，转失淳法，因蝌蚪之名，遂效其形。”《三体石经》中古文(亦称孔氏古文，亦称壁中书)，字形皆丰中锐末，与蝌蚪之头粗尾细者略近。又晋太康元年，汲郡民盗发魏安厘王冢，得竹书漆字蝌蚪之文。王隐曰：“蝌蚪文者，周时古文也。”而张怀瓘《书断》，则直指古文为仓颉所作。《路史》注亦曰：“仓帝所制，乃古文虫篆，孔壁古文蝌蚪书，即其体也。《魏略》言邯郸淳善仓颉虫篆，是矣。”案：古无翰墨，以竹梃点漆，书竹简上，是为书契文。竹硬漆膩，画不能行，头粗尾细，像蛤蟆子形，故曰蝌蚪书。是凡漆书竹简，皆成蝌蚪形，不必定为仓颉所作也。
《六书缘起》曰：“三代遗文，多载于钟、鼎、彝、敦、鬲、甗、盉、卣、壶、觚、尊、爵、斝、豆、匜、盘、盂之铭，及《岣嵝》、《石鼓》、《比干》、《季札》诸碑文。夏、商、周初者，古文也。宣王今后者，大篆也。”许氏《说文解字自叙》曰：“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古文，皆自类似。”是三代鼎彝文字，凡在周宣曾经者，皆为古文甚明。然《说文》重文所载之古文，与今所见鼎彝铭文无相同者。陈介祺曰：“《说文》中古文，皆不似今之古钟鼎，亦不言某为某钟、某为某鼎字，必响拓曾经古器，无毡墨传布，许君未能足征。”(《说文古籀补叙》)案：许氏言鼎彝铭文，皆自类似，是明言鼎彝文字，别为一体，《叙》末称：“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而不及鼎彝文字，是《说文》所载古文，仅限于壁中书及北平侯张苍所献《春秋左氏传》罢了，其不能与鼎彝铭文类似，自无足怪，正不必强为之说也。
洎夫后世，地不爱宝，逊清光绪戊戌、已亥间，河南之殷墟(在安阳西北五里之小屯，其地在洹水之南，《项羽本纪》所谓“洹水南殷墟上”者是也)发现龟甲兽骨，上刻文字，大异于许书所载之古文及三代鼎彝文字，后人断为殷商时占卜所用，是为古文之最古者。
大篆亦曰大篆，许氏《说文自叙》有“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之语，后人误以籀为人名，故名之曰大篆。案：《汉书艺文志》谓“《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太史”下未著“籀”字。又谓“《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是仅名其篇曰史籀，亦未直指籀为人名也。汉人更称之曰《史篇》。《汉书王莽传》：“征通《史篇》文字。”《说文解字》“奭”、“姚”、“匋”三字下皆引《史篇》如此。段玉裁曰：“许三称《史篇》，皆说《史篇》者之辞。”凡此皆足证籀之非人名。《说文解字自叙》又曰：“学童十七以上，始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段玉裁曰：“大篆字数不可知，尉律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此籀字训读书，与宣王太史籀非可牵合，或因之谓大篆者九千字，误矣。”王国维曰：“《史篇》字数，张怀瓘《书断》谓大篆凡九千字，《说文》字数，与此合适，先民谓即取此而释之。近世孙氏星衍序所刊《说文》，犹用其说，此盖误读《说文叙》也。《说文叙》引汉尉律讽籀书九千字，讽籀即讽读。《汉书艺文志》所引无‘籀字可证。且《仓颉》三篇，仅三千九百字，加以扬雄《训纂》，亦仅五千三百四十字，不该《史籀篇》反有九千字。”案：《说文》所列大篆仅二百二十余字，其不列者，必与篆文同体。今就《说文》所列古大篆，略举数字，以明其同异之迹。
前页举“商”、“雷”、“网”等字笔画，大篆繁于古文，而“封”、“西”、“疾”等，则古文繁于大篆。笔画虽同，而偏旁易位，此皆许氏所谓与古文或异者也。
大篆既起于周宣，则凡宣王今后钟、鼎、彝器所载文字，应皆属之大篆，而王国维氏《史籀篇疏证序》曰：“战国时，秦用大篆，六国用古文。”是欲见《史籀》文字，又舍秦器莫属矣。秦器之见于世者，最著莫过《石鼓文》，然后出之《秦公敦》，亦甚籍籍人口。
小篆一名秦篆，秦丞相上蔡李斯所作。秦始皇廿六年，初并全国，诏同文字，故许氏《说文解字叙》谓：“七国文字异形，秦初兼全国，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因其作于秦时，故亦谓之秦篆。世皆以斯为小篆之祖，而不及赵、胡者，亦同仓颉造字而不及沮诵耳。“省”者，省其深重；“改”者，改其怪奇。籀书改古文而云“或异”，则所改尚少。斯等改大篆而云“或颇”则所改较多，然“颇”而曰“或”，可知并未尽改，既未尽改，则《说文》本字之下，不云古文作某，大篆作某字者，其字当同于古籀。其既出小篆，又云古文作某，大篆作某字者，方为斯等所省改之字，其理至明。段注许《叙》：“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下曰“许所列小篆，固皆古文、大篆其不云古文作某，大篆作某者，古籀同于小篆也。其既出小篆，又云古文作某，大篆作某者，则所谓或颇省改者也。”可谓千古高见。至小象本字之下，复列秦石刻字，及别出篆文作某字、或作某字、俗作某字等者，则又为小篆之变体矣。
小篆画皆如箸，以便笔札，故亦称玉箸象。以创于李斯，故亦称斯篆。世所传者，有泰山、琅玡、之罘、碣石、会稽、峄山六刻石，今仅存泰山残石两片。峄山刻石，掊于魏武，今仅有宋郑文宝重刻南唐徐铉摹本，碣石亦仅清孔昭孔双勾木刻徐摹本，皆已神意两失。至当代所传之《诅楚文》，则为后人讹作，惟秦权、秦量、诏板，尚存斯篆面貌，可资取法耳。
秦始皇帝时，更定书体为八：一日大篆，二日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大篆 见前，兼收古、籀，盖秦有大篆无古文，避古文之名，而实以大篆该之也。
小篆 见前。刻符刻于符节之书，别成一体。刻所书敕命于符节，付使传行，相符合而不差。本周制六节之一，秦承用之。
摹印 施于玺印。摹，规也，规度印之巨细，字之多寡而刻之。李斯摹写始皇碑叙，亦用此体。
署书 所以题宫阙，犹今之榜书也。或谓署书为署名、签押之书，秦曾经用“亚”形，“亞”与“押”字通，至汉则多代以画像(即肖形印)，汉后则用为署押印。
殳书 伯氏所职。古者，文记笏，武记殳，因此制之。盖殳体八觚，随势而书，遂以为名。言殳以包全部武器。汉之刚卯，亦殳书类也。
隶书 程邈增减大篆，去其繁复，为隶人佐书，故名隶书，又叫佐书。与汉器款识篆文相类，非今所传有挑法之隶也。
综兹八体，虽皆为秦世所通行，要仍以大、小二篆为主。自刻符以下，即《汉书艺文志》所谓六技，皆不离二篆，而各自加诡变，遂呈不同之面貌，故以六技称之。王国维曰：“大篆小篆、虫书、隶书者，以言乎其体也；刻符、摹印、署书、殳书者以言乎其用也。秦之署书不可考，而新郪、阳陵二虎符，字在巨细篆之间，相邦吕不韦戈、秦公私诸玺文字，皆同小篆。至刻符、摹印、殳书，皆以其用言，而不以其体言，犹《周官太师》之六诗，赋、比、兴与风、雅、颂相错综，保氏之六书，指事、象形诸字，皆足以供转注、假借之用也。”其说发前人所未发，可谓不磨之论。
秦社既屋，萧何入咸阳，收其图籍，汉初制造，多半出何手，其时书体，仍沿秦制，观其所草尉律“郡县之吏，试以八体，乃得为尚书令史”可证。迨王莽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造，颇改定古文，制为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四曰左书(左，古佐字)，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其不言大篆者，则亦以古文该之也。秦之刻符，别成一体，至新莽用篆，则并入篆书矣。缪篆，即秦八体之摹印，故一名摹印篆。颜师古曰：“缪篆，谓其文委曲环绕，所以摹印章也。”段玉裁曰：“缪，读如‘绸缪’之‘缪’。”篆圆而印方，以圆字入方印，加以诸字聚会，疏密互异，故稍变小篆之形体，使之平直方正，变篆之方式，而不变篆之义法，近隶之结体，而不必隶之挑磔。缪篆之义，尽于此矣。
汉兴今后，地广事繁，文利省便，隶、分遂代篆书而兴，由是篆法渐就式微，堪供考索者，亦甚仅矣。
新莽篆迹，除居摄二年孔林坟坛石刻二种及残量一种外，亦不多觏。顾其范金文字，则殊古茂心爱，当代所传泉布等品，类皆瘦劲廉悍，盛气凌人，而笔势舒展，尤大足为治印之助。
东汉篆书，仅嵩山少室、开母庙、西岳庙三石阙，及刘君墓表残字等数种，此外唯于汉碑篆额中尚可得见一二耳。
魏晋六朝，隶、真并行，篆文碑文，至为稀有。魏仅《正始三体石经》，吴仅《禅国山》、《天发神谶》二碑，晋仅《安丘长城阳王君神道碑》一种，刘蜀六朝，则无闻矣。至如梁萧子云之飞白篆既无可征，而东魏《李仲璇修孔子庙碑》真书中羼杂篆势，笔法既乖，六谊尽丧，是尤卑缺乏道矣。
唐代篆书，旧称乌石山《般若台落款》、处州《新驿记》、缙云《城隍庙记》、丽水《忘归台铭》，为阳冰四绝(李阳冰字少温，赵郡人)，今仅存《般若台》及《缙云城隍庙记》。他如《李氏三坟记》、《庾公德政颂》、《谦卦铭》、“黄帝祠宇”四字、“听松”二字、《金石录》载琅玡山新凿泉题字、《考槃余事》载《千字文》、《淳化阁帖》载《田畴篇》(《阁帖》误作李斯书)等皆阳冰所作。汉魏以还，篆书一脉，得以不至坠绝者，阳冰人之力也。外此尚有袁滋(字德深，汝南人)所书之《痦庼铭》、《轩辕皇帝铸鼎铭》，及季康所书之《痦溪铭》，元结(字次山，汝州人)所书之《阳华岩铭》(铭仿《三体石经》例，正书、古文、小篆并排)，亦与阳冰诸书同为仅存之唐篆。
南唐之际，二徐(铉字鼎臣，锴字楚金，广陵人)继起，工虽不逮阳冰，而学则过之。然鼎臣手摹之《峄山碑》及楚金手书之《说文篆韵谱》，均已不可得见矣。
赵宋篆书存世者，有《大宋勃兴颂》，及汪藻(字彦章，号浮溪，饶州人)所书“华严岩”三字。赵宋一代，工篆者极众，郭忠恕(字恕先，洛阳人)有《重修五代汉高祖庙碑》、《怀嵩楼记》及《三体阴符》，今皆不可得见，仅《汗简》一书传世。僧梦英有《说文字原》及《千字文》，今仅《千文》可见，略具少温神理。余如杨桓(字武子，东鲁人)、黄伯思(字长睿，邵武人)、郭安道(保定人)、王寿卿(字鲁翁，陈留人)、李康年(字乐道，江夏人)、杨南仲、章友直(字伯益，建安人)、文勋(字安国)、王洙(字原叔，宋城人)、邵餗(字溪斋，丹阳人)、陈晞、徐竞(字明叔，历阳人)、虞似良(字仲房，余杭人)、张察(字通之，成都人)、魏了翁(字华父，临邛人)，诸石刻，今多不存。
明代篆人以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湖南茶陵人)为最著。屠长卿论明篆人列李东阳、滕用亨(字用衡，吴人)、程南云(字清轩，南城人)、金湜(字本清，鄞人)、乔宇(字希大，乐平人)、景旸(字伯时，金陵人)、徐霖(字子仁，南京人)、陈淳(字道复，别署白阳山人，长洲人)、王榖祥(字禄之，长洲人)、周天球(字公瑕，长洲人)等十人。此数家篆书散于缣素，时或一见，然多承宋元之弊，终嫌柔媚有余，古秀缺乏。至赵宦光(字凡夫，太仓人)创为草篆，盖根据《天玺碑》而少变其体，然其人好立异说，往往倒置六谊，论者目为篆学罪人。
篆书至清而大盛，篆人辈出，力追古贤，以康熙朝之王澍(字篛林，号虚舟，别署良常山民，金坛人)为最，篆法《谦卦》，一时无对。江声(字叔沄，号艮庭，元和人)篆兼《石鼓》、《国山》遗意，亦为一代高手。乾隆朝则有洪亮吉(字稚存，阳湖人)、孙星衍(字渊如，又字季逑，阳湖人)、钱坫(字献之，号十兰，嘉定人)、桂馥(字冬卉，号云门，一字未谷，别署萧然山外史，曲阜人)，并以篆籀称霸，而尤以十兰为出色，尝以当涂语自刻印曰：“斯翁然后，直至小生。”洪、孙两家书，颇难甲乙，唯剪毫作书则同，每遇收处，旋转其笔使圆，用墨不重，间有枯笔，盖囿于梦英，遂有此病。嘉庆朝邓琰(字石如，后更字顽伯，别署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以布衣兴起，执书坛盟主，篆法入二李，包世臣《艺舟双楫》推为神品榜首。钱十兰见山人篆谓：“此非少温不能，人间岂有此人。”其倾倒如此。有清一代篆人，多笃守阳冰，至山人而为之一变。康南海《书镜》曰：“完白山人之得处，在以隶笔为篆，或许疑其损坏古法，不知商周用刀简，故籀法多尖，后用漆书，故头尾皆圆，汉后用毫，便成方笔，多方矫揉，佐以烧毫，而为瘦健之少温书，何若沉着安闲，以隶笔为汉篆乎？完白山人未出，全国以秦分为不可作之书，自非好古之士，鲜或能之；完白既出之后，三尺竖僮，仅解操笔，皆能为篆。”这今后乃有程荃(字蘅衫，怀宁人)、吴熙载(字让之，亦曰攘之，江苏仪征人)，能得完白嫡传。赵之谦(字㧑叔，一字孺卿，号益甫，别署悲盦，又日无闷，浙江会稽人)，得其恣媚，而乏古拙之致。陈潮(字东之，泰兴人)，思力颇奇，然如深山野番，犷悍未解人理。道光间，有黄子高(字叔立，番禺人)，篆法峻健，迫临斯相。何绍基(字子贞，别署媛叟，道州人)，以平原笔法作篆，圆融茂盛，别具风格。至清末，乃有杨沂孙(字子舆，号咏春，别署濠叟，常熟人)、泗孙兄弟，从《猎碣》下手，参以钟鼎款识，自谓历劫不磨。吴大澂(字清卿，别署愙斋，吴县人)，平坦匀净，凝重简炼，中年今后，杂参古籀，另辟蹊径。莫友芝(字子偲，号郘亭，别署咡叟，独山人)学《少室石阙》，丰盛茂盛，不以姿质取容，虽器宇少隘，无愧狷者之美。吴芷舲(字毓庭，号诵清，丹徒人)，以汉碑额、汉印篆法，参以《开母庙》、《国山》、《天发神谶》诸碑文，于邓、钱二家外，别立一帜。厥后乃有吴俊(字俊卿，一字昌硕，别署缶翁，又曰苦铁，晚号大聋，安吉士)，专攻《石鼓》，变横为纵，用笔遒劲，气味闳深，结体以左右上下参差取势，可谓自出新意，前无古人。近唯萧蜕(字中孚，别字蜕盦、退誾，晚号黯叟，又号本无，常熟人)堪闇与颉颃，昌硕死，蜕盦遂为近时篆人盟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