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一场人为引发的大饥荒夺走了数百万乌克兰平民的生命，也在幸存者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心中留下了久久无法消褪的伤痕。
当地时间11月23日，乌克兰首都基辅，成千上万男女老少冒着刺骨的寒意，肃立祈祷，纪念80年前那场几乎毁灭了半个国家的大饥荒。苏联解体后，这段黑暗的历史不再被视为禁忌，乌克兰人遂将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六定为纪念日，追忆逝去的数百万同胞。
在很多民众看来，80年前的一幕幕人间惨剧，都是一场有意而为之的“种族灭绝”的一部分，而非单纯的决策失误。俄罗斯方面则始终对此嗤之以鼻。
仿佛永远都不可能有结果的口水仗中，曾经亲历灾难的幸存者们渐渐老去。被时光的河流带走之前，他们愈发迫切地想要分享各自的故事，作为对世人长久的警示。
面对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镜头，现年87岁而依然精神矍铄的妮娜·卡朋克，演示了自己在饥荒岁月的生存之道。
一边轻声细语地描绘当年种种，一边往由劣质的麦片、麦糠、干荨麻叶和其他杂草等原料混合而成的“食材”里加入水和盐，然后揉搓成一块发绿的团子，再用它做成小小的馅饼——卡朋克管这种东西叫“面包”，尽管它的形态完全超出常人所能想象。
她告诉记者，千万别对这种“今天看来可能连动物都不愿吃的玩意儿”不屑一顾；在1932年冬至1933年春的乌克兰，有了这些，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给自己留下了生的希望。
彼时，卡朋克一家生活在乌克兰中部的一个小村庄，饥荒乍起没多久，她的父亲便咽了气。卡朋克清楚地记得，双腿浮肿的他，好不容易弄来一点食物，吃着吃着，忽然没了气息——饥荒肆虐之时，如此骇人的景象在乌克兰乡间司空见惯。
为了让卡朋克和她的弟弟妹妹活下来，母亲步行15公里，到附近的镇子上找吃的。最终，她用一对耳饰和一个整日挂在脖子上的金十字架换回了两公斤面粉。
说着，这位老妇人把“面包”放入平底锅，再倒入一点油，在炉子上煎了一会儿，一顿饭就算做好了。采访她的记者试着尝了一口——“这‘面包’很硬，吃起来有青草的味道”。
需要指出的是，80年前，卡朋克的母亲做“面包”时，就没有一点油星。为了不糊锅，她加入的是蜡，这也是乡邻的普遍做法。1932年严冬，全家老小整日以这种饲料般的东西度日，母亲还把马皮切成小块煮汤。尽管既没什么营养又难以下咽，卡朋克一家靠着这么一点食物，捱到了来年开春，待草绿苗青，他们就可以到附近的森林里找吃的了。
“村里死一般寂静，人们饿得意识模糊，不想、也没力气说话或抬头观察周围。”卡朋克说，“头脑中盘旋的只有‘死亡’二字——今天死的是别人，明天可能就轮到我。”
80年前的乌克兰，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皆饿殍遍野，大多数死者是离开家乡外出觅食的农民，最终饿毙于路旁。虽然饥荒肆虐，直到1933年秋天，卡朋克就读的学校依然没有关门，只不过，“三分之二的座位都空着”。
“征粮队拿走了所有小麦。家里可吃的东西几乎都被拿光了，包括平时不怎么吃，只是用来以防万一的豆子。”卡朋克说，“很多人家里被搜得一点食物都没有，只能坐以待毙。”
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认为，“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苏维埃建政后，为了控制粮食资源，国家便派出征粮队下乡，将农民的储备粮，包括种子和赖以为生的口粮征收走。
可想而知，这种“军事”引发了剧烈的社会矛盾，对刚刚夺取政权不久的布尔什维克造成了威胁，为稳定局势，渡过危机，列宁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有条件地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
事后观之，“新经济政策”只是苏维埃政权遭遇严重危机时的无奈之举。1929年，全国局势刚刚稳定下来，斯大林便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吧！”同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开始全盘推行集体农庄制度。
乌克兰向来有“东欧粮仓”的美誉，这里有肥沃的黑土地，无须施用化肥，粮食便可获得高产。对于抑制个体积极性的集体农庄，农民普遍持态度。斯大林则相信，反对集体农庄者是“和的敌人勾结在一起的”；于是，从1932年秋天起，乌克兰地区的农民几乎都被划为“富农”，成为“阶级敌人”，他们的生产资料和农产品随之被“收归国有”。
全副武装的征粮队闯入民宅后，把墙角、床底、屋顶等可能藏匿粮食的地方搜遍，甚至挖地三尺找出农民事先藏好的粮食。土豆、甜菜、卷心菜……凡是可吃的都会被运走。
西马克生长于乌克兰中部一个繁荣的哥萨克村庄里，村民们世代务农，“几乎每家都有耕地和马匹”。但在1932年秋天，征粮队到来，家畜、粮食、蔬菜随即被席卷一空。
在西马克的印象里，她当裁缝的母亲算是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即便如此，一家人仍不得不到处搜寻野菜和腐烂的菜叶，才勉强熬过了荒年。
“那时候，我们吃过枯草和碾碎的稻草，”西马克说，“把这么多东西碾碎后再煮熟，妈妈就拿来做馅饼。我们还把干草药其他一些可以吃的植物捣成粉，同样做成馅饼。我们管这种馅饼叫‘马特岑基’，里边一点面粉都没有。”
除了“马特岑基”，被饥饿逼迫的人们还到河床上搜寻贝类，在田间捕捉蛇和地鼠充饥。自然，树皮也是能吃的——把它扒下来放到水里煮，然后弄成粉状，便于吞咽。
梅科拉·梅科拉恩科是乌克兰第三大城市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的诗人兼剧作家，写过许多关于当年大饥荒的文字。1933年，他还是一名13岁的少年，饥饿的感觉“如同毒蛇一般”啃噬着内心，促使他做出了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到附近一家工厂的干部餐厅里偷窃废弃的鱼头，带回家，让母亲煮汤。
随着时间推移，“吃人肉”的传闻甚嚣尘上，将梅科拉恩科全家吓得不轻。所以，尽管并未亲眼见过饥民将人杀死并割肉来充饥的场面，每次出门偷鱼头前，母亲都会叮嘱梅科拉恩科注意安全，不要被村里那些“饿得什么样的事情也做得出来的家伙”盯上。
“其实，1933年前就应该有这种事情发生了。一天，村里有人到邻居家借盐……到了第二天，村民中间就流传着那家被借盐的人在吃人肉的说法。另外，我还听人议论，有一家人杀死了家里排行老小的孩子，给大一点的孩子充饥。”梅科拉恩科说，“这些传闻让妈妈对我的安全担心不已，但没办法，我目标小，便于混入（干部餐厅）。为了活命，不得不冒险。”
饥荒初起时，饿毙的人还能得到一座坟茔，到了后来，连活着的人都没力气掩埋尸体了。于是，政府组建了收尸队，规定每处置一具尸体，可得200克面包。在大饥荒的背景下，这是非常大的诱惑，促使收尸队队员们异常积极地搜寻死者。很多时候，那些被饿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的人也被当作尸体，活生生地掩埋。
残酷的现实让乌克兰人意识到，留在家中必死无疑。可是，想要外出逃荒亦困难重重——大部分道路被封锁，政府还规定，凡是试图逃到国外的，被发现后可当场处决。
1932年秋，8岁的玛利亚·维瓦查里克生活在兹布鲁奇河西岸的一个无名小村。当时，此地尚属波兰控制。“人们偷偷从苏联那边泅水过来，只为吃顿饱饭。很多人身体虚弱，还没游到西岸就淹死了。我跟着祖母在河边搭救游过来的饥民，给他们干衣服，还给他们食物。”
有一次，村民们捐赠了一批粮食给游过来的乌克兰人，让他们带回去给正在挨饿的家人吃，竟被一口回绝。
“村里的人你三斤他五斤地凑了一些粮食，让游过来的乌克兰人拿回家，这批布尔什维克分子却说：‘我们那里就没有饥荒！’”
维瓦查里克等人可能没办法想到，对岸的乌克兰人宁可让同胞饿死也不接受援助，是因为苏联政府严禁任何人向外界透露关于大饥荒的任何情况。此后，不管是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还是在赫鲁晓夫或勃列日涅夫任内，这场人间悲剧始终是敏感话题。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开始自由化运动，有关大饥荒的部分历史档案才首先在乌克兰重见天日，并在苏联解体后，成为乌克兰、俄罗斯，乃至西方学界、政界经常探讨和争论的话题。
以美国耶鲁大学蒂莫西·斯奈德代表的一派历史学家，在广泛的调查研究基础上，认为乌克兰饥荒夺去了约330万人的生命，还有不少人相信实际死亡的人数比这还要多。但无论线万乌克兰人心灵深处，早已留下一道久久无法愈合的伤痕。
大饥荒之痛并非仅仅缘于至今仍不明确的死亡数字，在很多乌克兰人看来，这场饥荒根本就是一场蓄意而为的“种族灭绝”或者“屠杀”，其策划者试图通过人为的饥荒，对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乌克兰农民实施最严厉的惩罚。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官方一直反对乌克兰大饥荒乃“大屠杀”之说，称当年苏联境内除乌克兰外的许多地方都发生了饥荒，“这是一场悲剧，没有针对哪个民族的预谋”。
两国就大饥荒的定性问题争吵多年。直到2010年，亚努科维奇成为乌克兰总统，乌方的态度有所软化，他认为，把饥荒说成“大屠杀”是“不正确的，有失公允的”。
不管后世如何解读历史，悲剧已然铸就，死者亦无法复生。就像已经时日无多的幸存者们所期望的那样，牢记真相，确保它永远别再次发生，比所有的事情都重要。
80年前，一场人为引发的大饥荒夺走了数百万乌克兰平民的生命，也在幸存者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心中留下了久久无法消褪的伤痕。
当地时间11月23日，乌克兰首都基辅，成千上万男女老少冒着刺骨的寒意，肃立祈祷，纪念80年前那场几乎毁灭了半个国家的大饥荒。苏联解体后，这段黑暗的历史不再被视为禁忌，乌克兰人遂将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六定为纪念日，追忆逝去的数百万同胞。
在很多民众看来，80年前的一幕幕人间惨剧，都是一场有意而为之的“种族灭绝”的一部分，而非单纯的决策失误。俄罗斯方面则始终对此嗤之以鼻。
仿佛永远都不可能有结果的口水仗中，曾经亲历灾难的幸存者们渐渐老去。被时光的河流带走之前，他们愈发迫切地想要分享各自的故事，作为对世人长久的警示。
面对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镜头，现年87岁而依然精神矍铄的妮娜·卡朋克，演示了自己在饥荒岁月的生存之道。
一边轻声细语地描绘当年种种，一边往由劣质的麦片、麦糠、干荨麻叶和其他杂草等原料混合而成的“食材”里加入水和盐，然后揉搓成一块发绿的团子，再用它做成小小的馅饼——卡朋克管这种东西叫“面包”，尽管它的形态完全超出常人所能想象。
她告诉记者，千万别对这种“今天看来可能连动物都不愿吃的玩意儿”不屑一顾；在1932年冬至1933年春的乌克兰，有了这些，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给自己留下了生的希望。
彼时，卡朋克一家生活在乌克兰中部的一个小村庄，饥荒乍起没多久，她的父亲便咽了气。卡朋克清楚地记得，双腿浮肿的他，好不容易弄来一点食物，吃着吃着，忽然没了气息——饥荒肆虐之时，如此骇人的景象在乌克兰乡间司空见惯。
为了让卡朋克和她的弟弟妹妹活下来，母亲步行15公里，到附近的镇子上找吃的。最终，她用一对耳饰和一个整日挂在脖子上的金十字架换回了两公斤面粉。
说着，这位老妇人把“面包”放入平底锅，再倒入一点油，在炉子上煎了一会儿，一顿饭就算做好了。采访她的记者试着尝了一口——“这‘面包’很硬，吃起来有青草的味道”。
需要指出的是，80年前，卡朋克的母亲做“面包”时，就没有一点油星。为了不糊锅，她加入的是蜡，这也是乡邻的普遍做法。1932年严冬，全家老小整日以这种饲料般的东西度日，母亲还把马皮切成小块煮汤。尽管既没什么营养又难以下咽，卡朋克一家靠着这么一点食物，捱到了来年开春，待草绿苗青，他们就可以到附近的森林里找吃的了。
“村里死一般寂静，人们饿得意识模糊，不想、也没力气说话或抬头观察周围。”卡朋克说，“头脑中盘旋的只有‘死亡’二字——今天死的是别人，明天可能就轮到我。”
80年前的乌克兰，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皆饿殍遍野，大多数死者是离开家乡外出觅食的农民，最终饿毙于路旁。虽然饥荒肆虐，直到1933年秋天，卡朋克就读的学校依然没有关门，只不过，“三分之二的座位都空着”。
“征粮队拿走了所有小麦。家里可吃的东西几乎都被拿光了，包括平时不怎么吃，只是用来以防万一的豆子。”卡朋克说，“很多人家里被搜得一点食物都没有，只能坐以待毙。”
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认为，“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苏维埃建政后，为了控制粮食资源，国家便派出征粮队下乡，将农民的储备粮，包括种子和赖以为生的口粮征收走。
可想而知，这种“军事”引发了剧烈的社会矛盾，对刚刚夺取政权不久的布尔什维克造成了威胁，为稳定局势，渡过危机，列宁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有条件地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
事后观之，“新经济政策”只是苏维埃政权遭遇严重危机时的无奈之举。1929年，全国局势刚刚稳定下来，斯大林便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吧！”同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开始全盘推行集体农庄制度。
乌克兰向来有“东欧粮仓”的美誉，这里有肥沃的黑土地，无须施用化肥，粮食便可获得高产。对于抑制个体积极性的集体农庄，农民普遍持态度。斯大林则相信，反对集体农庄者是“和的敌人勾结在一起的”；于是，从1932年秋天起，乌克兰地区的农民几乎都被划为“富农”，成为“阶级敌人”，他们的生产资料和农产品随之被“收归国有”。
全副武装的征粮队闯入民宅后，把墙角、床底、屋顶等可能藏匿粮食的地方搜遍，甚至挖地三尺找出农民事先藏好的粮食。土豆、甜菜、卷心菜……凡是可吃的都会被运走。
西马克生长于乌克兰中部一个繁荣的哥萨克村庄里，村民们世代务农，“几乎每家都有耕地和马匹”。但在1932年秋天，征粮队到来，家畜、粮食、蔬菜随即被席卷一空。
在西马克的印象里，她当裁缝的母亲算是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即便如此，一家人仍不得不到处搜寻野菜和腐烂的菜叶，才勉强熬过了荒年。
“那时候，我们吃过枯草和碾碎的稻草，”西马克说，“把这么多东西碾碎后再煮熟，妈妈就拿来做馅饼。我们还把干草药其他一些可以吃的植物捣成粉，同样做成馅饼。我们管这种馅饼叫‘马特岑基’，里边一点面粉都没有。”
除了“马特岑基”，被饥饿逼迫的人们还到河床上搜寻贝类，在田间捕捉蛇和地鼠充饥。自然，树皮也是能吃的——把它扒下来放到水里煮，然后弄成粉状，便于吞咽。
梅科拉·梅科拉恩科是乌克兰第三大城市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的诗人兼剧作家，写过许多关于当年大饥荒的文字。1933年，他还是一名13岁的少年，饥饿的感觉“如同毒蛇一般”啃噬着内心，促使他做出了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到附近一家工厂的干部餐厅里偷窃废弃的鱼头，带回家，让母亲煮汤。
随着时间推移，“吃人肉”的传闻甚嚣尘上，将梅科拉恩科全家吓得不轻。所以，尽管并未亲眼见过饥民将人杀死并割肉来充饥的场面，每次出门偷鱼头前，母亲都会叮嘱梅科拉恩科注意安全，不要被村里那些“饿得什么样的事情也做得出来的家伙”盯上。
“其实，1933年前就应该有这种事情发生了。一天，村里有人到邻居家借盐……到了第二天，村民中间就流传着那家被借盐的人在吃人肉的说法。另外，我还听人议论，有一家人杀死了家里排行老小的孩子，给大一点的孩子充饥。”梅科拉恩科说，“这些传闻让妈妈对我的安全担心不已，但没办法，我目标小，便于混入（干部餐厅）。为了活命，不得不冒险。”
饥荒初起时，饿毙的人还能得到一座坟茔，到了后来，连活着的人都没力气掩埋尸体了。于是，政府组建了收尸队，规定每处置一具尸体，可得200克面包。在大饥荒的背景下，这是非常大的诱惑，促使收尸队队员们异常积极地搜寻死者。很多时候，那些被饿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的人也被当作尸体，活生生地掩埋。
残酷的现实让乌克兰人意识到，留在家中必死无疑。可是，想要外出逃荒亦困难重重——大部分道路被封锁，政府还规定，凡是试图逃到国外的，被发现后可当场处决。
1932年秋，8岁的玛利亚·维瓦查里克生活在兹布鲁奇河西岸的一个无名小村。当时，此地尚属波兰控制。“人们偷偷从苏联那边泅水过来，只为吃顿饱饭。很多人身体虚弱，还没游到西岸就淹死了。我跟着祖母在河边搭救游过来的饥民，给他们干衣服，还给他们食物。”
有一次，村民们捐赠了一批粮食给游过来的乌克兰人，让他们带回去给正在挨饿的家人吃，竟被一口回绝。
“村里的人你三斤他五斤地凑了一些粮食，让游过来的乌克兰人拿回家，这批布尔什维克分子却说：‘我们那里就没有饥荒！’”
维瓦查里克等人可能没办法想到，对岸的乌克兰人宁可让同胞饿死也不接受援助，是因为苏联政府严禁任何人向外界透露关于大饥荒的任何情况。此后，不管是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还是在赫鲁晓夫或勃列日涅夫任内，这场人间悲剧始终是敏感话题。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开始自由化运动，有关大饥荒的部分历史档案才首先在乌克兰重见天日，并在苏联解体后，成为乌克兰、俄罗斯，乃至西方学界、政界经常探讨和争论的话题。
以美国耶鲁大学蒂莫西·斯奈德代表的一派历史学家，在广泛的调查研究基础上，认为乌克兰饥荒夺去了约330万人的生命，还有不少人相信实际死亡的人数比这还要多。但无论线万乌克兰人心灵深处，早已留下一道久久无法愈合的伤痕。
大饥荒之痛并非仅仅缘于至今仍不明确的死亡数字，在很多乌克兰人看来，这场饥荒根本就是一场蓄意而为的“种族灭绝”或者“屠杀”，其策划者试图通过人为的饥荒，对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乌克兰农民实施最严厉的惩罚。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官方一直反对乌克兰大饥荒乃“大屠杀”之说，称当年苏联境内除乌克兰外的许多地方都发生了饥荒，“这是一场悲剧，没有针对哪个民族的预谋”。
两国就大饥荒的定性问题争吵多年。直到2010年，亚努科维奇成为乌克兰总统，乌方的态度有所软化，他认为，把饥荒说成“大屠杀”是“不正确的，有失公允的”。
不管后世如何解读历史，悲剧已然铸就，死者亦无法复生。就像已经时日无多的幸存者们所期望的那样，牢记真相，确保它永远别再次发生，比所有的事情都重要。
